1990年，港英当局计划，花费1270亿元建造一个新的国际机场。中方得知此事后，提出一个疑问：“等到1997年，你们打算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？”英方回答：“50亿，港币。”
要理解英国人的这种“不甘心”，我们得把时间往前推。
早在1980年代初，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就已经开始了。英国人骨子里一直瞧不起新中国，觉得中国是那个积贫积弱的“东亚病夫”，以为可以凭借“马岛战争胜利的余晖”，把香港继续攥在手里。
1982年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，她信心满满地提出：“要想保持香港地区的繁荣，就必须要在英国的统治下。”言下之意，中国要是收回香港，香港经济就得垮。
但她遇到的是邓小平同志。
邓公的态度，用“钢铁”来形容一点不为过。他掷地有声地表示：
“主权问题从来都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从来没有回旋的余地，1997年，中国是一定要收回香港的。”
邓公还明确指出：“中英两国只有抱着合作的态度解决问题，双方才能和平地解决问题，中国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，就已经考虑到了以后的问题，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，双方该如何和平的渡过这15年。”
在这次谈判中，撒切尔夫人不仅没有占到任何便宜，甚至在离开人民大会堂时，还因为情绪激动和高跟鞋卡住而跌倒在地。
后来，撒切尔夫人又提出搞“国际共管”、“第二个新加坡”，甚至想争取驻军权。但邓公的态度始终如一：
“香港是一定要驻军的，驻军是主权的象征，既然是中国的主权，为什么不能驻军？这个原则问题，中国是没得商量的，我们是一定要驻军的！”
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在原则问题上寸土不让的强硬态度，香港回归才得以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。而“玫瑰园计划”，不过是英国人眼看主权拿不走，就想在“钱袋子”上做文章的最后挣扎。
面对英方的“玫瑰园陷阱”，中方的应对策略是：不反对建机场，但反对无底线的掏空。
机场确实需要建，因为当时香港唯一的启德机场已经老旧不堪，被列入“全球最危险机场”之一，确实需要一个新的、现代化的机场来支撑香港的未来发展。
但前提是，财政必须健康。
鲁平明确提出了中方的底线和要求：修建机场可以，但必须控制成本，且在1997年回归时，香港的财政储备必须预留1000亿港币。这是为了保证香港在回归后的可持续发展。
这个数字，和英方口中的50亿相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！
中英双方为了这个机场问题，进行了又一轮漫长且激烈的谈判。英国人不停地提高预算，从1270亿到1600亿，不停地拖延时间。他们以为中国比他们更着急建机场。
但中方清楚，时间在我们这边。
如果英国人真不肯妥协，我们大可以等到1997年回归后再自己建，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中国手中。英国人之所以着急，是因为拖得越久，他们从工程中捞取利益的时间就越短。而且，那些参与修建的英资公司，也需要中方点头才能拿到合同。
最终，经过大半年的僵持和博弈，英国人不得不妥协。
1991年9月，中英双方签署了《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》。英方承诺：
将机场建设成本控制在1000亿港币之内。
在1997年6月30日之前，至少要给香港特区政府留下250亿港币的财政储备。
虽然最终储备金额没有达到中方最初提出的1000亿，但从50亿到250亿，这已经是中方谈判的重大胜利，保住了香港的“底裤”。
这个故事，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“机场建设”项目，它是一次深刻的主权和金融保卫战。
时至今日，当我们看到香港国际机场成为全球最繁忙、最现代化的机场之一，当我们看到2023年香港财政储备高达8343亿港元，比回归时翻了不止两倍时，我们更应该理解那场斗争的意义：
主权，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。 谁握着签字笔，谁就决定了钱往哪里投、债由谁来还。英国人想通过债务将香港“掏空”，就是想让香港回归后的发展陷入困境。正是中方坚决维护主权和财政自主权，才保证了香港的“一国两制”资产负债表健康。
基建，是城市未来的杠杆。 当年英国人想要搬走的1270亿，如果真的被他们拿去，只能换回伦敦金融城几栋写字楼；但留在了香港，却长成了这座年客流1.2亿人次的“空中港口”，将整个城市抬进了大湾区价值链的头部。时间，把英国人的“清仓大甩卖”变成了香港的“增值大礼包”。
国家实力，是谈判桌上的底气。 中方敢于对1270亿的项目说“不”，敢于对英国首相说“不”，靠的是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作支撑。中国已经不是百年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国家。正是这份坚定的底气和智慧，让英国人的一切阴谋都无所遁形。
香港国际机场的第三跑道上，每架飞机的起降，都是对这段历史的无声证明。它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任何阻挠香港发展、分裂中国的企图，最终都将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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